为什么说中国贫富差距十分严重

经济总量到了一定程度后，只有把经济成果转化为更大的经济福利，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

重庆日报：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有很多。在您看来，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？

丁元竹：学者搬出各种理论来论证问题，都有其根据。但如果我们跳出书斋，到现实生活中去感受一下，就会发觉中国的贫富差距确实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地步。不要说那些枯燥的数据，我们举两个例子就能明显感受到。

第一个例子，中国在人均GDP刚到4000美元时，就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。有人从文化角度来解释，说中国人历来有炫富心理，加上前些年穷怕了，所以才出现一种过度消费。但从经济学、社会学来分析，这其实正是收入差距拉大的警讯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个人均GDP排名全球中下游的国家，却成为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，这正常吗？还说贫富差距不大，能说服人吗？

还有第二个例子，就是金融风暴。出口、投资、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，过去中国的出口增长太快，把其它矛盾都掩盖了。结果金融风暴一来，东南沿海那么多企业倒闭，数以千万计的民工返乡。人们才发现，原来我们的消费经过30年经济高速增长，还是没能启动。中国老百姓口袋里能够拿出来消费的钱，还是不多。

重庆日报：由此看来，中国的确到了要解决如何分好“蛋糕”的时候了。不久前，重庆提出“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，把‘蛋糕’分得公平合理，‘蛋糕’就会做大做好。”对此，您怎样看？

丁元竹：这个提法很科学。我认为，薄熙来同志的“蛋糕理论”生动诠释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。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，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1920年创立，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二战后欧美国家的经济政策。按照这一理论，经济总量到了一定程度后，只有把经济成果转化为更大的经济福利，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。

西方的经验已经证明，社会的经济总量到了一定程度后，如果不让更多的人去消费这个成果，而是仅仅让少数人去消费，那仅仅是一个奢侈品的消费，它的总量是有限的。
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一个社会仅仅让少数人去消费大部分产品的话，肯定会出现动荡。像南美在上世纪60年代———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———它的城乡关系处理得不好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，结果在大城市出现了很多贫民窟。另外，当时南美的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没有及时转型，到最后就成了拉美化，整个国家停滞不前。所以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，只有让更多的人消费才能产生更大的需求，经济才会持续增长。

消费需求分为私人产品消费和公共产品消费。政府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首当其冲要做的，就是扩大公共产品的消费

重庆日报：您刚才提到了福利经济学，但也有人指出，欧美许多国家的福利政策滋生出一些社会弊病，比如“养懒汉”。对此，您如何看？

丁元竹：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有其弊端。但在现在的中国谈论所谓高福利病，完全不合时宜，是缺乏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了解。中国还有70%多的农民连基本的保险都没有，许多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也不健全。这时提什么过度福利化，不是瞎扯吗？你起码考虑让老百姓都有一个最低的福利水平，然后再强调效率问题。

重庆日报：改善民生如今已成为一种共识，各地也越来越舍得在民生上花钱。但改善民生真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吗？

丁元竹：通过改善民生怎样来促进经济增长，许多人却并不是很明白。一般的观点认为，民生改善了，老百姓有钱了就更舍得消费。这一点是对的，但不全面。

研究历史我们就知道，发达国家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后，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，都经历了一个公共服务的扩张期，包括社会福利、社会保障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等领域。在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，欧美国家的消费，其实就是以公共部门的公共消费为主导。

我们如今关注更多的是私人产品的消费，吃喝拉撒等等。其实人们还有很多其它的消费，像教育、医疗卫生这些。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人民对于社会保障、社会福利、义务教育、住房这方面的需求很大。可以想见，中国也会迅速进入一个公共领域的扩张时期。

我主张在消费需求里面分成两块，一块是私人产品的消费，一块是公共产品的消费，公共产品的消费主要是政府的投入。政府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首当其冲要做的，就是扩大公共产品的消费。这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立竿见影的，也是最大的。

单纯依靠市场永远不可能实现公平，必须发挥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积极作用

重庆日报：公共服务扩张，是否意味着“政府之手”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？

丁元竹：随着公共服务体系，包括公共财政制度、医疗卫生制度、公平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完备，政府也将拿出更多精力放在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上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“一条腿长、一条腿短”的矛盾问题将会改变。单纯依靠市场永远不可能实现公平，必须发挥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积极作用。

要加强和完善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公共服务职能，必须在理念、体制与机制三个方面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进行全面规划。与此同时，社会事业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，一是从带有政府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服务向公共服务转变，二是从单纯由政府拨款、投资向公共财政转变，三是从单纯由政府提供向政府、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提供转变。换句话说，社会事业需要在主体和运行机制上实现变革。

重庆日报：改善民生方面，人们期待着政府发挥作用；但是，政府权力的扩张，又会引发对于“大政府”、“全能政府”的担忧。这样的矛盾如何化解？

丁元竹：“公共领域”在中国是一个新概念，但在国际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。围绕着公共领域的作用和运作方式，20世纪曾发生了一系列的争论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，其核心是围绕着公共部门的效率问题，尤其是曾有过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的批评。

对于政府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是认为公共部门太大，消耗太多资源。一些国家，如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德国和瑞典，大量削减政府支出。历史上，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的确较大。二是认为政府介入的领域太多。面对这些批评，许多国家把公共服务转交给私人部门。三是认为效率太低。这些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退却。人们对政府的角色大加赞赏，包括曾经主张削减政府作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也改变了他们的腔调。《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》强调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，而不是一味地主张削减政府。

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，将来我们也可能会遇到。这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在“十二五”时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深入思考和借鉴。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。在基层层面上，是很难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割裂开来的。减轻政府在公共领域负担的和提高其服务效率的办法之一，是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这些都需要未雨绸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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