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调委能否化解医患纠纷

近年来，暴力“伤医”事件频发，医患之间如何才能走出愤怒？

遭遇医疗纠纷之后，一些人为何都选择了“闹”？

运行十余年的南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，试图探寻解决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。

谁刺“伤”了医者心

6月2日凌晨4点，位于长沙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一起暴力伤医事件：一名患者因抢救无效死亡，主管医生和一名怀孕5个月护士被患者家属殴打致伤。此事引发社会强烈关注。

这起“伤医事件”之前，辱医、伤医、杀医事件已多次发生。

2011年9月，患者王宝洺手持菜刀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连砍17刀。2012年5月，陕西横山县百信医院院长被迫带领全院40余名医护人员为一死亡患者下跪磕头。2013年10月25日，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3名医生在门诊室被一名男子捅伤，其中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因抢救无效死亡，另外2人受伤。

在河南一些医院门前，也不时可以看到患者和家属聚集封门、挂着条幅声讨的激烈场面，甚至棺木堵门、门口设灵台、放鞭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。

近年来，社会上“伤医”、“杀医”事件屡见不鲜，对医疗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，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突出问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13年被媒体报道的全国伤医案件已发生近30起，在这些事件背后，是医患双方沉重的伤痛和阴影。

来自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，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门诊接待数量为73亿人次，发生医疗纠纷为7万件左右。

5月27日，南阳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杨运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虽然7万件医疗纠纷在就诊数量中的占比并不高，但每发生一起，都会令眼下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。近年来，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壮大，看病人数的增多，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呈高发趋势，医患紧张关系、医患矛盾成为一个难以调和的社会问题。南阳市的绝大多数医院都遭遇过形形色色的医疗纠纷，处理稍有不慎极容易引发“民转刑”案件和群体性“医闹”事件。

“温岭杀医案”激怒了全国众多医护人员，“抗拒暴力”、“保障医护人员安全”的声讨此起彼伏。医护人员维权行为获得公安部回应：对暴力伤医行为坚决“零容忍”。

暴力伤医事件频发，让医护人员伤了心。2012年10月，中国医师协会曾召开以“和谐医患，反对暴力”为主题的座谈会。与会医院代表认为，当前医学界士气低落，广大医务人员心灰意冷。

他们为何要“闹”？

5月28日，记者在南阳市一家医院遇到了前来复查的于先生，他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。

“在医院，你问医生什么问题，他一般都懒得搭理你。令人生气！”今年4月份刚经历过一次医疗事故的于先生说，他在一家医院做了结肠切除术，术后却一直肚疼，后换了一家医院检查，发现是医生在手术中切错了位置。但原来做手术的医院不承认手术失败，没办法，只好组织了一帮亲戚到医院围攻，最后在南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，医院做了赔偿了事。

于先生说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，患者一方处于弱势，没有人来替患者撑腰。找医院协商？医院一般都不承认失误；找卫生局投诉？他们都是一家人，肯定不会偏向患者；走法律诉讼？时间太漫长了！所以，对于患者来说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“闹”，只有这样，医院才会坐下来和你谈判。

相对于患者的无奈，医院一方也是委屈万分。

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朝恒从医多年，他说，很多患者认为，他们是消费者，掏了钱就要看好病，病没治好就是医生的错。其实，人体千差万别，医生不是神，在人类疾病面前，常常也非常脆弱。

杨朝恒说，有些人认为，医生看病是为赚钱吃回扣，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，那就是“医生不值得信任”。这种心态与时下医疗资源紧张、看病困难等大背景有关。再加上发生医闹事情之后，法治制约力度不够，行政干涉乏力等因素，加剧了患者“闹”医院的后果。

“其实医生也是受害者”，杨朝恒说，医患纠纷表面上是诊疗结果与患方期待落差大造成的，但深层次原因是社会矛盾堆积过多造成的。他说，现在大医院的病人人满为患，医生们天天都在满负荷运转：每天６点多一睁眼就开始忙活，有时抢救病人整夜不能休息。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，还要不断地学习、进修、发论文……重压之下，不少医生很难再有职业激情，疲惫易怒已经成为他们的常态。

“医生和护士不应该成为社会矛盾的出气筒……当一种职业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，谁还会再待下去。当无医可治时，您的健康谁来保障？”一位年轻医生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。

一起医疗纠纷的“完美解决”

虽然事情过去了近3年，但谈起发生在南阳的这起“医闹事件”，很多医护人员都记忆犹新。2011年10月12日，一名姜姓患者在该医院做剖宫产手术时出现意外死亡，家属极度不满，召集了100多名亲属，抬着存放死者的水晶棺停放在门诊大厅，在医院门口搭设了灵台，摆花圈，放鞭炮，哭声一片，使医院的工作陷入瘫痪。

在此情况下，医院方给南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打电话，申请其帮助处理此起纠纷。

随后，南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派出调解员魏武、王超和黄华光前往现场，调解员们在弄清楚纠纷缘由后，立即召集医患双方代表现场调解，当天一直调解到凌晨3时，双方情绪才稳定下来，患者一方同意将水晶棺移到一边，打开医院的大门，并表示调解期间不再哭闹、放炮、堵大门。医院方也同意坐下来谈。

事情虽然有了转机，但接下来的调解依然困难重重。对患者而言，产妇死亡，造成三个家庭动荡，死者丈夫抱着刚出生就没了娘哇哇直哭的孩子，娘家失去女儿，婆家失去儿媳，局面十分凄惨。而院方则认为尽到了职责，不应承担责任。

调解员们持续工作了两天三夜，用真诚打动了双方，终于使双方于三天后达成了调解协议，院方同意一次性支付患方19.9万元作为补偿，患方家属对此表示谅解。

参与此次调解的调解员魏武说，此次调解令医患双方都能接受。对患者家属而言，如果不是南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介入，最终的解决办法可能是走司法程序，不仅耗时费力，而且举证困难，赔偿也不知何时能到位。而对于院方来说，一旦走司法程序，要付出更多精力应对官司，倘若败诉，各种赔偿加上诉讼费用可能会付出更多。

“第三方”来化解矛盾

“应该说，我们是全国首家成立医

疗纠纷人民调解专业组织的。”5月28日，南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魏栓告诉记者，2004年3月，结合南阳市医疗纠纷逐年增多的现状，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，南阳市司法局和卫生局联合下文，决定成立南阳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（2007年改为“南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”）。医调委属于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，专门受理和解决医方与患方之间产生的医疗过错、过失、侵权等赔偿纠纷，日常工作接受市司法局、市卫生局的指导、管理和监督。“目前在南阳，一旦发生医患纠纷，医院一般都会申请由医调委介入调解。”

魏栓说，以前，处理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是通过医疗机构自主调解、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诉讼等三种方式，医调委的成立，使医患双方解决医疗纠纷多了一条新途径。成立10年来，医调委先后聘任了105名公、检、法、司、卫生、医疗、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担任调解员，他们发挥调解职能，分析医患纠纷的特点，研究医患纠纷的规律，探索调解医患纠纷的新途径。10年间，医调委调结675件，调成率占99.5%。

南阳市中心医院医务科科长付莉萍常年处理医院的医患纠纷工作，她说，一旦发生医患纠纷，一般都会申请由医调委来调解，他们是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，对于患者或院方而言都有较高的信任度，确实能减少医患之间的对立和冲突，并且很多调解员在医疗行业都有丰富的经验，会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，因此有利于纠纷的解决。

近年来，作为突破传统解决途径的专业组织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国遍地开花。

5月5日，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在天津召开。会议通报的数据显示，目前全国共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3396个，人民调解员2.5万多人，55%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政府财政支持。2013年共调解医疗纠纷6.3万件，调解成功率达88%，有力地维护了医患双方合法权益，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。

实践证明，人民调解在妥善化解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已成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主要模式。

然而，医调委在实际运作中也面临着不少问题，甚至尴尬。魏栓说，医调委属于公益调解组织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因此经费保障是最大困扰，日常工作全靠调解员们的热情和无私奉献，有时连交通、文印费都无处报销。此外，人员培训、机构协调和奖励机制等问题都有待完善。（记者 尹海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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