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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个部门是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腐败贪污的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1:50:03 阅读: 来源:插销厂家

哪个部门是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腐败贪污的?

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,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,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,关键是制度建设。制度建设并不难——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,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,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。因为说到底,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,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,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、发挥效用。是故,反腐Bai,非知之难,乃行之难。

以上便是笔者撰写《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Bai的衙门》(下简称《衙门》)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。该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《南方都市报》刊出后,网络传播甚广。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《大清海关贪不贪?》(见《同舟共进》2010年第4期)一文予以反驳,认为所谓“晚清唯一廉洁衙门”的神话可以休矣,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,洋人治下的海关,贪腐只是程度深浅、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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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开甲领了45万两银子,建国亭实际上只用了5万两光景,贪污如此明显,遭御史弹劾、舆论指责都在情理之中。《中外日报》文章说,黄开甲“前次被人揭参,已派亲贵查办。闻黄开甲汇银十八万两入京,大约可以弥缝了事。现闻又有人续参,不知能彻底清查否?”《外交报》说“黄开甲以新进之微员,而敢侵吞巨款于千夫所指之地,事已发见,辄入十八万金于北方,而即可脱然无事”。由此可知黄开甲贪污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,为免受追究,还曾向北京汇回18万两,大概有盛宣怀等人帮助说话,最终不了了之。

与黄开甲贪污巨款情况明显相比,柯尔乐支取15万两银子置办参展物是否存在贪污则查无实据,《东方杂志》文章说“阿乐尔、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。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”显然不符史实。吴先生文章据之得出“海关洋员如蝇嗜血”、“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”的结论,立论无据。据有些材料透露,柯尔乐置办展物,是委托上海於仁保险公司承办。那么柯尔乐到底是吃了回扣,还是与该公司合谋贪污?怀疑是可以的,要坐实却需要证据,但从现有材料看,并没有有力的证据。

当年柯尔乐主持置办的中国参展物有不少小脚女人的缠足弓鞋、鸦片烟具等让中国人丢脸的“国粹”,因被外国人取笑,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不满和声讨。因此,柯尔乐置办中国参展物不当确属实情,但若论其有贪污行为,以现有史料看,因缺乏确凿证据,按无罪推定、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,只能暂时宣判其无罪。

另一些新闻中,有中国商人指控柯尔乐及帮办巴士伯等刁难、勒索华商的说法,此事内情如何,到底是他们违规收取参展场地费用(当时中国商人因其租用场地过小而不能完全展示货物,因而极为不满,存在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展地而柯尔乐、巴士伯要求商人自己出钱的可能),还是有其他原因,尚不得其详。新闻中也有黄开甲随员欧阳祺克扣华商钱财货物、中饱私囊的说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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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,指控1904年世博会中柯尔乐等海关洋员贪腐并无实据。其实,即便柯尔乐等人确有贪腐,也不足以证明晚清海关存在腐Bai及否定《衙门》一文的结论。因为柯尔乐、巴士伯等海关洋员在世博会中的作为是个人行为,而不是代表海关履行海关公务。1904年世博会中方已取得主导权,中方有正副监督,柯尔乐等人只是被暂时委以主持展览事务之任,与海关事务无关。《衙门》一文针对的是晚清海关作为“衙门”这一官方机构为何从整体上杜绝了腐Bai,要否定《衙门》的结论,应该去找海关衙门事务的史料,而不应去找非海关衙门事务的材料。

清代官场,特别是税关贪污腐Bai的史料俯拾即是、不胜枚举,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却找不出几个贪污腐Bai的例子。据统计,在赫德近半个世纪的任期期间,挪用海关资金等涉嫌贪污的案件不超过5起。晚清中国税关存在常关、洋关的区别,两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,可谓“一国两制”,而制度绩效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。只要想一想:为什么晚清海关已基本杜绝了腐Bai,当代的海关却有“远华案”之类触目惊心的腐Bai,晚清海关的反贪经验就值得好好研究和总结了。

近期有作者推崇晚清西方列强操控下的中国海关,冠之以“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Bai的衙门”,并就此段历史提炼归纳经验: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积极借鉴英伦管理制度,且重秉公执行,既有内部监督机制,更有中、英及其他西方列强的外部监督,等等。作者所言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,只是这些并不足以确保赫德治下的海关与贪腐绝缘,从海关洋员为中国代办参博事务暴露出来的贪污案例,即可窥斑见豹。

从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起,赫德治下的大清海关开始为中国代办参加世博会事务。截至1905年,海关共28次承办中国赴海外参展活动,为中国融入世界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,功不可没。然而,海关“洋员”代办参博展品,总离不了殖民主义的猎奇心态,每每不惜展示华族陋习,以取悦西方游客,令中国人大丢其脸。参展华商更因为办博的海关洋员上下其手、倾轧盘剥、中饱私囊,成为双重的受害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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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而言,弱势小群体的哀情很难声闻天下。所幸步入20世纪,中国新兴媒体渐起。1904年,刚刚创刊的《东方杂志》高度关注此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之中国利益,及时披露了其间的贪腐问题。为改善义和团运动后的政府形象,清朝对那届世博会予以空前重视,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,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。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,有170万之多。较之往昔清朝用数万两银子委托海关代办参博活动,此次经费相当阔绰。然而,这回中国参展商的费用竟是一律自理,而以往都在公款开销之列。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,而参展物品并无多大变化。另有45万龙元,为洋副监柯乐尔(美国人,时任海关副税司)、书记员巴士伯(法国人)提走,竟不知派作何用。海关洋员如蝇嗜血,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,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。

经此曝光,全国震动,清廷对于海关代办世博始起戒惧心理。接下来的1905年列日世博会,大清出使比利时钦差大臣杨兆鋆受命为中国参博大臣,加强了对参博海关洋员的监管。很快,杨兆鋆发现了种种问题。海关洋员阿理嗣经手建造中国场馆,耗银6万两,理应很富余了,阿理嗣却说缺乏经费。备受海关洋员欺凌的参博华商联名上书外务部,要求撤换洋员阿理嗣。华商周懋功的上书,历数阿理嗣的四大罪状,其中之一便是滥耗公帑,潜台词不言而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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